实倍网志愿军战俘回国人员的坎坷经历（16）

作者：贺明实倍网

政审完毕之后，或复员、或转业、或资遣，归来人员都是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惆惆怅怅地离队。

吴成德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从几十里路外赶到招待所来同我告别。他们排着长队，一个一个同我一边握手，一边深情地说：'老首长，我们就要回家乡了，希望您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们这就要走了，老首长，不要再为我们操心了!''老主任，感谢您这些年的亲切教导，这是我的通讯地址，望经常通信。’就在这告别说话时，他们把早已准备好的或者毛巾，或者毛毯，或者牙膏，或者几元人民币，放在我的桌上，作为纪念馈赠。”

“我一边紧握着他们的手，连连地说：'谢谢同志们了，祝一路平安，你们的感情我领了，这些东西我一件也不能收，你们更不易，请同志们各自收回，这次一别，不知何时再能见面。’我说一句话： '我，我，我感到太，太对不起同志们了，把你们带去抗美援朝，可结果都带着这样那样处分回家!'说着泪水就糊了满眼，我咽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是含着泪水看着他们模糊的背影，极为抱歉地把他们送走的。”

人们愁眉苦脸地，迈着沉重的步子，快怏地离开金家镇的。原五四○团炮营副政教王金方追忆说：

“很多话说不出，说不尽，我只好边打行李边流泪，走的时候，腿是软的，步子是重的，神态是没精打采的，心情是灰溜溜的。脑子里装满了一堆乱麻般的思想疙瘩。”

笔者根据访问所得，把归来者临离开营地时，所背最沉、最重的思想包袱整理为七条，分述如下：

其一：不管什么情况，只要被俘就是右倾保命的怕死鬼吗?

“结论'里出现这类话很多实倍网，如：“被俘本身就是右倾保命的结果”;'共产党字典里就没有'被俘'两个字。既然你是共产党员，就该当场战死，为什么活着回来了?'

许多因这种认定，而受了处分者思想不通。

原一八○师五三八团通信连副班长、共产党员段生信回忆说：

“我们是5月27 日早晨被俘的，26日下午段副师长动员突围时说：'每人调剂到两颗手榴弹，集中向鹰峰突围。整整突了一夜，翻了两座大山，因断粮5天，饥饿掉队的也不少；当我们二、三营打开口子轮到我们团突围时，太阳就露出地平线了。放眼一看，周围全是敌人的坦克，我们连里先头部队同敌人展开激战，天下着雨，低洼处水都成了红色。全连子弹打光了，眼看敌人就要冲过来，连长喊，把没有子弹的枪全砸了，他的话音刚落，敌人一梭子子弹，把他打死了!不久我们被冲过来的敌人俘虏了。那次，我们全师一起被俘的包括伤号在内，少说也有近千人。”

但是在政审中，说他当时没有战死，在战场上被俘，开除了党籍，他想不通。

原六一 ○团八连班长赵庆，是因负伤不能动，部队撤退了，敌人打扫战场时，把他抬上汽车的。他因为被俘而受处分，也想不通。

原五四○团班长刘汝勤是大腿受伤，被子弹贯通，因流血过多，人已昏死，敌人在掩埋死尸时发现他还有气弄走的；原十二军的高孑、唐耀等都是因重伤在担架上被敌俘虏的。

原一八○师副师长段龙章的警卫员蔡德荣，是为了掩护师首长渡过北汉江时，自己就地卧倒，与敌人对射，吸引敌人火力，在弹尽的情况下被俘的。原五三九团排长殷栋梁回忆他被俘时候的情况时说：我们全排12个人，在断粮7天情况下，在鹰峰山洼采集一大堆蘑菇，结果吃了全部中毒昏迷，被搜山敌人抬走的。

原一八○师代政委吴成德随着师部撤退中，遇见了大批伤病员，他千方百计地设法将伤病员带走，错过了突围时间。他带100 余人在敌后打了14个月的游击，最后只剩下3个人的情况下，又患了夜盲症而被俘的。

还有许多具体特殊的被俘情况。

说这些同志被俘是“右倾保命”的结果，是“可耻的怕死鬼”,他们怎么也想不通的。离开营地时，想不通，路上想不通实倍网，到了家里还想不通，至今还是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其二：在战俘营任职是“为敌服务”吗?

在战俘营“86”联队曾任书记长的郭乃坚，因此被开除党籍军籍的。他认为在集中营特殊环境中，职务是外表，而实际是为祖国做事。他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原一八○师某团连长王刚，本来已经暴露，是他利用“联队书记长'的方便，以假借去釜山审查的名义，把王刚调到一大队，并且当了大队长；敌人清查郭兆林，是他通过朝鲜金医生，为兆林同志填了肺病卡，顺利地到了釜山6所；是他发现李大安突然来到86 联队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传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城垣和张泽石。于是，地下支部组织力量，轰走了李大安；是他利用釜山需要大量劳力装卸货物的机会，把已经暴露的地下领导骨干刘英虎等调到了釜山，躲过了被逮捕的灾难。敌人清查马兴旺、张城垣时，他销毁了马张二人卡片，将张转入医院，使马到了釜山，他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人”。

他想起将李开全(五四○团高射机枪连长)安排到三大队任中队长的经过。

原来李在“86”二大队已暴露得无法存身了，他利用“联队部书记长”的条件，让通信员给二大队下了一个通知：“带上行李，到釜山受审。”李到了联队部还没坐稳，却由另一通信员带上另一封信，把李送到赵××任大队长的三大队。从此又成了三大队的第二中队长。

在他的推荐下，吴春生、王怀林、安保元、高化龙、杨洪、王青华等都先后在“86”联队部、大队部，分别担任书记、翻译、总翻译，使“86”联队的实权一度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因'为敌服务'被开除军籍，穿着蓝制服资遣回乡的高攀说：

“我担任'70'联队警备队长，是通过张光普向地下党支部的张城垣支书、门培英委员请示被批准的，而且有指示：以灰色面目出现，了解敌情，保护好人。地下支部通过张光普指示我，要带30余人打入警备队，以掌握合法武装，掩护地下活动。”

'门培英、韩子建他们在开会，我分明看见了，可我装没有看见，扬长走过，这也并不是一次。有我的存在，地下组织没有受过损害，即便张城垣、韩子建的活动被美情报局特务发现被捕入狱了，可我照样与地下领导人门培英联系，继续保护他们!'

“尤其是'四八甄别'那天，我按着地下支部的指示，把全联队的1400余人集合在广场上，排除一切干扰，安安静静地多次听完《四六声明》的全文广播；而且我当着全队的面，首先表了态——我坚决返回祖国与家人团聚，以致全联队的1270余人进入了红色战俘营'602'。'

张光普是利用小队文书的条件自由出入搞到火柴、酒精，才有机会放火烧了敌人的大仓库。在昌图却因他曾任敌小队文书，落了个'为敌服务'的罪名，而开除了团籍!

类似郭乃坚、高攀、张光普这种情况---表面'为敌服务',实则为“我”服务，但却受了严重处分的还有许多。他们本人想不通，那些受他们暗中保护而未遭迫害的人们也想不通。

其三：拒俘自杀才算坚贞不屈吗?

归来人员中凡因“被俘”即丧失气节而受处分的，脑子里都翻腾着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拒俘自杀，才算气节坚贞?说背包袱的话，这是一个又沉又重的包袱。

知识分子出身的李炽，对政审时向他指出“共产党员不能被俘'的那句话，不能理解。虽然他并不是党员。但他觉得这句话与方志敏的事迹相对比，不符合实际，因而他想不通。

赵佐端在被俘后想到过自杀，他想跳车把自己摔死了事，未遂；后又想在轮船上组织夺船暴动和敌人一拼，不成功，便成仁。当他看到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向敌人开展英勇的斗争的情景，他打消了自毁念头，开始积极组织我被俘人员，开展对敌斗争；提出了 “集中营斗争是抗美援朝的继续',“在斗争的胜利中，重回祖国的怀抱',终于实现了。

如果他自杀、自毁，还会有尔后一系列的组织斗争的贡献吗?还能最终回到祖国吗?在昌图政审中他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因是“右倾怕死”。为此他不知流过多少眼泪，他很怀疑“只有拒俘自杀才是气节坚贞”的观点。为此他脑子里多次出现了林学逋和阳文华，在战俘甄别集会上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形象，他最终结论是，如果他两人都在被俘时拒俘而自杀，就不会有尔后在反'假甄别',揭露美帝“伪人道'时慷慨就义对人们激励教育的作用大。

一八○师代政委吴成德，在监狱自杀过两次，都未遂，并长期承受着高频喇叭刺激神经的酷刑和残酷的电刑 ……但他始终威武不屈，同敌人斗争到底，他是穿着经过亲手千缝百补的解放胶鞋回归祖国的。

五四○团组织股长韦光明，被当局押在不见天日、空气龌龊的水牢里，真是度日如年啊!但他在党的第31个诞辰日，为了鼓舞难友的斗志，用手帕当纸，把手指咬破当墨，写出'誓死忠于党……永远不叛党!'等数条标语挂在水牢的大门之上进行纪念。这难道不是气节坚贞的反映吗?

在这一问题上，唯独张城垣与众不同。他虽然也因被俘而党籍长期被悬挂而苦恼，但他并不认为应该拒俘自杀才是气节坚贞的唯一的、最终的反映。为什么?他在回国集中营进行气节教育、人生观教育时，从认识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共产党人不轻生，也不轻死”,“一个革命者首先不怕死，然后争取晚死和不死”,

活一天就同敌人斗争一天，一天不死就一天和敌人势不两立；在集中营，就得随时准备牺牲，保持高尚的气节。但又得随时准备不牺牲，力避无谓的消耗。他们后来在两次反对敌人的甄别斗争中，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为了揭露敌人的“伪人道”而英勇斗争，为此牺牲了整整100人的生命。(济州岛65人，釜山35人)这是与正确对待生死观的教育分不开的。

但是多数，因未拒俘自杀而受了严重处分的人实倍网，都想不通，是背着这一最沉、最重的包袱，流着眼泪，无可奈何地离开营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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