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此文旨在倡导正能量文商期货配资，展现广大公安干警为追寻真相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上篇文章说到：8月18日，新疆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主持召开了一次由区厅和兵团公安局有关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7·5”、“8·8”案件的工作汇报，请有关专家共同分析一下案情。
会后，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迅速部署安保，加强要害部门保卫，自治区公安厅也及时通报北疆各市，严防歹徒流窜作案。
新疆公安已迅速部署，在整个北疆地区布下天罗地网，严密监控来自石河子垦区的持枪歹徒可能的动向。然而就在此时，犯罪分子已悄然潜入乌鲁木齐。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一起震惊新疆乃至全国的特大抢劫杀人案骤然发生——案犯抢劫现金140余万元，造成多人死亡，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
正如会议分析的那样，犯罪分子抢枪的目的正是为了劫掠巨额财产，且他们确实将目标锁定在了新疆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不过，他们并未选择金融部门下手，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资金流动同样庞大的边贸市场，边疆宾馆。
边疆宾馆常年住着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多国客商，他们有的带美金来此大宗采购紧俏商品，经阿拉山口等口岸运出；有的带着洋货来销售，再将人民币换成美金。这里商品流通和换汇量极大，随处可见提包倒汇的人，为客商兑换货币赚取微利，包中人民币少的几万，多则上百万，甚至有过千万现钞的情况，倒汇者大多是维族人。
8月中下旬，因临近“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宾馆客商云集，格外热闹。
8月19日早晨，海如拉·买买提热依木和艾孜来提·吾买尔两人正提着包在电线杆下旁若无人地数钱，目测一个包里约有七八十万现金。
就在这时，匪徒突然出现，一个高个子突然对着海如拉·买买提热依木开枪，海如拉·买买提热依木应声而倒，另一匪徒走上前拿起他的包背在身上。
年轻的艾孜来提·吾买尔见势不妙，提起钱袋子掉头就跑，两名匪徒立刻尾随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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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脆的枪声惊动了边疆宾馆，周围商贩都惊呆了。保安丁小保挺身上前大喝一声，让匪徒缴枪。匪徒举枪呵斥丁小保“躲开”，丁小保不退反进，结果被其连开两枪击倒，子弹穿透他身体后还打伤了身后的阿塞拜疆客商奈扎明·马木托夫。
眼见歹徒连伤三人，民众一哄而散，匪徒趁空追击那名维族青年。最终，两人将青年艾孜来提·吾买尔堵在东楼前的车缝里，一枪毙命，随即抡起装有80万人民币的蓝格包背在肩上，右手持枪朝天，沿商贸城西侧朝后院走去，令人意外的是，两名匪徒全程步履从容，始终举枪前行，其心理素质之强悍，可见一斑。
血腥的场面激起在场部分民众的愤怒，这也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血性，保安马志鹏、买买提·吐尔等人对匪徒紧追不舍，高声喝止其暴行。两匪徒一后一前撤退，高个子不时回身射击，将买买提·吐尔击倒，马志鹏见状借助大树躲避脱险。匪徒随后穿过新大家属院，途经花坛、楼宇，进入新大附中，直接奔向后院小门。
新疆宾馆的几个保安与激愤的群众仍未放弃，依旧紧追不舍，附中学生李强、交通技校学生祖力·甫哈尔见义勇为冲在人群最前面。然而，追到后门时，高个子匪徒突然现身墙角，在数米内连开三枪，当场打死李强和祖力·甫哈尔，击伤新大电教工热合曼·买买提，跳弹还伤及新大家属郭秀琴。
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用鲜血捍卫了正义。两名牺牲的学生李强、祖力·甫哈尔更是被公安部门追授“见义勇为英雄少年”的荣誉称号，他们当之无愧！
边疆宾馆特大持枪抢劫案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震惊了整个乌鲁木齐，也震动了各级公安机关。
最先赶赴现场的是市局刑侦处的黄亚波处长和刘豪杰副处长。事发当天上午12点（当地实际相当于10点），二人正驱车前往医院探望住院的同事，黄亚波的手机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刑侦处王森林政委急促的声音：“边疆宾馆发生枪战，你们立刻赶赴现场！”由于医院距边疆宾馆不远，两人当即调转车头，火速赶去。
黄亚波自1976年从警，1984年便担任大队长，那年他才28岁。这位老刑警性格鲜明，看似粗犷，实则心思缜密，面对疑难案件总能提出独到见解，思维利落且敢于决断。
刘豪杰作为黄亚波的副手，出身技术岗位，是乌鲁木齐公认的痕迹专家，带出了不少得力“弟子”，连同搞技术的栾大为、江援朝等人，都对他十分敬佩。
刘豪杰抵达现场后，按黄亚波部署，即刻指挥天山分局技术人员展开勘查，确定嫌犯行进路线，搜寻弹壳与遗留物。此时死伤者已多被送往附近急救中心，现场只剩血迹，他带领团队迅速核定伤亡位置及先后顺序。
随后，通过搜查，现场陆续发现嫌犯遗留物品：自制毛毡枪袋、包枪用的腈纶毯、墙豁口处的墨镜，以及12枚弹壳、若干弹头。
案发后不久，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也赶到现场。此前张彦勇正陪同张秀明厅长检查基层看守所，途中接报后当即决定赶赴现场，简单汇报情况后，张秀明厅长指示其即刻前往，同时安排杨厅长到场，自己则返回指挥中心待命。因“8·18”联席会刚结束，高层指挥员对涉枪案件高度警觉，张彦勇一接到消息便判断，此案可能与石河子那伙人有关。
张海到现场后，黄亚波即刻移交指挥权。张海出身法医，深耕刑侦工作多年，手下有黄亚波、刘豪杰等干将，他们很快便确定了嫌犯逃跑路线，并绘出了草图。
另一边，张彦勇指挥布控追捕，调集巡警、武警、交警等多警种协同，将边疆宾馆周边严密封控，随即展开地毯式大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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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发生时，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正在政法委开会，接到秘书电话的瞬间，他立刻意识到：“没防住石河子那伙人，他们在边疆宾馆动手了！”随即退出会议，直奔现场。
作为厅一级领导，杨德禄始终把新疆的治安放在首位。“8·18”会议的部署、会后防范工作的安排、他亲自签发的通报，皆源于此。可治安工作本就是与犯罪分子的较量，担忧的背后恰是对风险的预判，然而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边疆宾馆外道路狭窄，大批警车涌入几乎堵死了通道。杨德禄在大门附近下车步行进入现场，一如既往不干预一线指挥员和侦查员的具体工作。他常说，现场人再多，指挥权也必须集中在一位熟悉业务的刑侦人员手中；刑警们清楚该做什么，各司其职即可。领导到现场，主要是查看有无疏漏、适当提醒，更多是从宏观上调动警力。
见到黄亚波后，杨德禄简单询问了情况。
此时，杨德禄仍惦记着石河子两案，当即嘱咐：“赶紧查弹底是不是75–81，肯定是没防住，他们过来了。”
得益于刚结束的“8·18”联席会，从公安厅到市局再到各处，上下思维高度统一，立刻将边疆宾馆案与石河子抢枪案关联起来。
在张彦勇指挥下，外围警力调动高效有序。不到半小时便形成多道包围圈，警车在东环路等主要街道巡逻，各出城通道设卡盘查。一线人员快速核实了歹徒身高、体貌、枪支特征及被抢背包信息，及时传至指挥部，指挥部随即向各卡点下达盘查要求，特别强调注意自身安全。
杨德禄始终与张秀明厅长保持通话，实时汇报情况。张秀明厅长当即下令：乌鲁木齐至石河子、阜康（北疆两条主干道）沿线县市立即设卡，武装拦截盘查所有车辆行人。
中午两点（相当于12点），乌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侦查会，由张彦勇主持，杨德禄参会，会上明确了抢劫过程及枪支情况。各方对“8·19”案的关键判断高度一致：与石河子两案在时间上有连贯因果，均为两人作案，且石河子案中劫掠的长短枪均在本案出现。并案侦查随即提上日程。
按杨德禄、张彦勇指示，刘豪杰将现场弹壳带回技术科，同时联系石河子方面调阅弹壳，“大个子警察”靳鹏亲自送样。由栾大为负责鉴定、刘豪杰核对，结果很快出炉：两处弹壳技术特征完全一致，“8·19”案所用步枪与石河子两案为同一支。
刘豪杰立即将结果上报黄亚波、市局领导及杨德禄。此时杨德禄正在张秀明厅长办公室汇报，二人当即决定：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案与石河子两案并案侦查。
并案不仅证实了自治区公安厅对案情的预判准确、措施果断，更明确了下一步侦查的方向。
持枪歹徒光天化日下在人员密集的边贸商城公然开枪抢劫，致7死5伤，抢走140万元人民币，引发乌鲁木齐各族群众极大愤慨，他们期盼警方早日破案严惩罪犯。因死伤者多为少数民族且涉及外国商人，新疆警方办案压力陡增。
侦查工作以现场为中心展开。市公安局刑侦处二大队全员参与走访摸排，联合七大队警力，重点调查了边疆宾馆及周边相关人员、摊位、车辆等，摸出93名与石河子有关的人员并重点走访，最终确认了被抢背包特征、现金票面情况，以及两名歹徒的体貌衣着特征。
案发次日，刑侦处通过讨论分析，形成八条意见，核心包括：歹徒以劫财为目的，预谋周密、熟悉地形、用枪熟练（推测有涉枪经历）；两人表现差异大，可能有前科；生活层次低，操河北/东北及本地口音；与石河子两案具备并案条件；可能有交通工具及驾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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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判断歹徒可能藏于现场附近、乌市、石河子或逃往外地，随即对边疆宾馆周边开展三天地毯式搜查，全面摸排全市旅店相关人员，并在民航、铁路等交通节点布控阻截。
此外，警方经过详细调查，排除歹徒与被害人有预先接触的可能，结合物证鉴定，确认“8·19”案与石河子两案并案，并大胆推断歹徒来自石河子，专程赴乌作案，作案后返回石河子的可能性极大。
隋海涛28岁，刑警学院毕业生，有5年电脑模拟画像经验文商期货配资，工作认真。案发当天，市局刑警支队安排隋海涛用电脑为犯罪嫌疑人制作模拟画像，在几个现场目击证人的协助下，隋海涛仅用3小时就造成了两名匪徒画像的制作，对案件侦破起到了一定辅助作用。
案发第二天，玛纳斯县北五岔镇派出所民警王辉在镇上看见两个民工推着一辆摩托车在街上行走，摩托车前后胎都没有气，十分可疑。
原来，早在1997年7月29日，也就是新疆宾馆案件发生的22天前，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的农民王吉平在向其堂哥北五岔镇副镇长王吉江借了一辆摩托车，外出寻找适合种棉花的土地后，便一去不回。担心堂弟出事，王副镇长特地到北五岔镇报了案，但一直没结果。
王辉发现这辆车型号与王副镇长丢失的摩托车相同，遂上前盘问，结果他从民工口中得知，摩托车是两人从夹子江中打捞出来的。
随后，王吉江也确认该车是他借给堂弟王吉平的，奇怪的是，车子的车胎被割破、车牌被卸，还被丢进干渠。
派出所民警在勘查现场后将情况上报县刑警大队。8月21日，大队长魏新生带队查看，认定摩托车是被人推下桥，车胎遭人为破坏，此案为抢劫案，凶手很可能是为了作案而抢交通工具，由此，可以推断王吉平可能遇害。随后，县局将案情上报到昌吉州公安局，并制定了“以车找人”的侦查方案，此案由县局主管刑侦的政委张雄仕和魏新生大队长负责制定“以车找人”方案，由张雄仕政委和魏新生负责，当日发出协查通报。
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前来了解情况，探讨与当地及乌鲁木齐“8·19”案串并可能。虽然摩托车失踪时间、抛车地点存在疑点，但因未找到王吉平尸体、证据不足，此案暂由玛纳斯刑警大队单独立案。
“8·19”案件发生后，自治区公安厅及乌鲁木齐公安局高度重视，乌鲁木齐成立专案组推进侦查，杨德禄副厅长多次组织专家研究案情。“8·19”案与石河子“7·5”“8·8”案并案后，杨德禄召集两地公安负责人制定工作原则，要求在区厅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共享线索和物证。
区厅分析认为，犯罪分子窝点、前期活动可能在石河子，抢劫后很可能返回，所以“8·19”案虽然在乌鲁木齐发生，但侦查重点仍在石河子。据此，杨德禄决定将“8·19”案重要物证移交石河子公安局，由他们展开调查。
石河子刑警副大队长慈新光在市区、团场范围内反复摸排，终于找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们确定了提枪袋缝制人，一个是147团个体修鞋户朱新民；另一个是原147团制板厂工人，现个体修鞋匠刘兵。
根据区厅重大线索共享原则，刘兵等三人在石河子做笔录后，又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请去补充笔录并协助模拟画像。根据他们提供的关键线索，警方确认了几点事实：一是两名缝包人一高一矮，高个为本地口音，矮个操北方口音；二是两人骑乘无尘黑色摩托车，结合莫石公路路况，推测其出发地应在147团场附近；三是匪徒在对话中提及147团场粮站和油库真实人名，说明他们俩对该地很熟悉。
可惜的是，刘兵因智力障碍坚持“高个为本地人”的说法与警方前期掌握信息矛盾，一度干扰了警方侦查。但是，该线索仍是案件的一个重大进展。
姜玉斌家的位置、莫名其妙出现在147团场中学的执勤证、匪徒对话……一切的一切，都把矛头指向了147团场。
警方随即调整侦查力量，把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147团场。
在案件侦查初期，石河子技术部门及部分目击者初步认定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五六”式自动步枪。然而，存在两个疑点：个别目击者描述的枪支外形与“五六”式不符；弹痕技术分析也存在疑问。
刘豪杰怀疑可能是“八一”式自动步枪**，但他缺乏直接证据。为验证自己的猜想，他协调驻军和武警部队，调取多种枪支进行实弹测试，比对弹壳痕迹后发现：“五六”式与现场弹壳差异较大，而“八一”式弹壳与现场痕迹高度吻合。
8月23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一众刑侦专家最终认定犯罪枪支为“八一”式自动步枪，但仍将“五六”式列入排查范围，确保不遗漏可能。毫不夸张地说，乌鲁木齐公安局这一鉴定为后续侦查提供了关键方向。
“8·19”案件发生当天，新疆公安厅给北京发出明传电报，通报了案情。此事引起北京公安部领导高度重视，他们密切关注事态变化，提出：查一查新疆案件与北京系列涉枪案有无联系。
虽然说，新疆案件与北京的“3·31”系列袭军袭警案及“12·16”市场劫案在作案方式、袭击对象和枪支类型（新疆最开始上报为“五六”式，北京为“81-1”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且两地相距3000公里。然而，公安部五局基于对犯罪手法的敏感，仍提出串并案要求。
五局局长张新枫直接咨询枪弹专家崔道直，得知“五六”式与“八一”式弹痕有细微差别，但需经验丰富的专家才能分辨。五局一处处长刘晓辉长期跟进北京系列枪案，他敏锐察觉新疆案犯的凶悍手法与北京案件高度相似，犯罪嫌疑人均枪法精准、作案从容，全国罕见。
于是，刘晓辉立刻联系新疆公安厅张卓敏副处长和杨德禄副厅长，要求新疆警方送弹痕样本到北京比对，他始终认为并案成功可拓宽侦破条件，失败也不影响新疆警方的侦查工作。如果并案成功，长期停滞的北京系列枪案将迎来重大突破，这意味着沉寂了一年半的犯罪嫌疑人终于忍耐不住露出了狐狸尾巴。
技术专家王满仓通过详细比对鉴定，认为新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枪支是“八一”式。谨慎起见，公安部五局立刻组织专家斑茂森、周启黄到北京市局，与“3·31”专案组傅政华共同研究，确认枪弹“认定同一”的鉴定无误。市公安局阮正义副局长、刑侦处王军处长复核后亦无异议，阮副局长随即拍板定案：确定为“八一”式步枪！
公安部五局组织的并案会议，包括张新枫局长、刘晓辉处长、崔道直、张欣等多地刑侦专家及相关负责人。
8月26日，专家们一天内查看了石河子“7·5”“8·8”及乌鲁木齐“8·19”案现场和147团缝鞋摊，连夜梳理案情。崔道直等人研究物证、刻画嫌犯特征，张欣接触目击证人和缝鞋匠后画出了模拟画像。
8月27日，“京、冀、新系列枪案并案侦查工作协调会”召开，26人参会。会议达成以下共识：
关于并案认定。京、冀、新9起案件可并案侦查。理由包括作案工具关联（两串案件分别使用同一“五六”式、“八一”式步枪）、弹源一致、作案特点稳定等。即便个别案件无直接物证，仍可并案。
关于嫌犯特征与查缉方向：以两名嫌犯为目标，二人共同或分别在北京、新疆有落脚点，需重点摸排与两地有关联者、北京调犯、有服役或军事训练背景能熟练使用军用枪支者。
侦查安排：北京、河北、新疆三地在继续原有工作的同时，要按并案后方向调整工作重心，及时推进。
张新枫也在会上提出了要求。他主张在会后应向各地公安主要领导汇报并细化方案；投入精锐力量并落实责任制；三地侦查由各省区厅局协调，跨区域工作由公安部五局协调。
“8·27”协调会后，新疆按公安部部署，决定将案件称为“新疆97系列枪案”，并成立专案领导小组，杨德禄任组长，杨海峰、张彦勇、张万顺任副组长，张海、周传强、张卓敏、刘钊为成员。
专案领导小组下设三个工作组，其中走访调查组负责摸排刑满释放人员、外来人员、新疆宾馆内的临时工等等。
物证组则主要负责核查石河子“7·5”案套狗杆树种及属地、鱼钩鱼线来源等，核查乌鲁木齐“8·19”案包枪毯、提枪袋提带、墨镜的产地等信息，查找可疑黑色油箱摩托车等。
线索查证组负责查证普摸重点线索、石河子147团缝鞋匠提供人员、北京调犯中可疑人员及在疆关系人。
石河子，依旧是新疆警方关注的重点。
按照自治区公安厅部署，专案工作推进的同时，乌鲁木齐至石河子公路卡点始终未撤，乌鲁木齐至阜康公路及铁路、民航的缉查也夜以继日开展。工作人员遵循“以模拟画像、查枪、查包及大宗现金发现嫌疑人”的方针，全天候检查过往行人和车辆。
设卡工作艰苦且危险。受警力所限，每组通常仅3–4人，配备武器不够精良，多数无防弹装备。一位坚守卡点的民警表示，他们时刻做好了牺牲准备。检查车辆时，三人分工明确：一人上车检查，一人守在车门，一人在车下掩护，隔几辆车轮换一次。由于犯罪分子携带杀伤力极强的“八一”式自动步枪，他们既要防止其逃脱，又要保障车上旅客安全。这种“三一制”是他们摸索出的模式，虽上车民警与歹徒短兵相接时牺牲概率极大，但能为车下两人争取反应时间，增加应对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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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套狗杆”也是公安部并案会确定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由江援朝科长负责。8月28日，他带领史宏、张春雷、李江走访石河子5家渔具店，查明套狗杆上的鱼钩为汕头产上黑钩，由乌鲁木齐四方贸易公司代销；渔线是北京产华强牌0.35毫米强力线，石河子渔具店有售，且钩线“外绑式”为常见捆扎方式。经农科院、农学院专家鉴定，套狗杆树种为两年生白榆。
8月30日，江援朝等人到141团场林业站，在技术员引导下查看苗圃林带。该林带位于“7·5”现场以东600米，距两侧公路各300米。他们拉网式搜索时，在林带深处发现一株断枝，断茬距地面80厘米，与套狗杆树种一致、断茬吻合，确认是制作套狗杆的母树。
随后，他们在断枝附近草丛中发现一根80厘米长的六棱钢撬杠（一头尖、一头扁，扁头宽2.1厘米），以及“郑荣”牌火腿肠包衣、娃哈哈纯净水瓶、旧细帆布套（质地与“8·19”枪袋带相同）、褪色塑料绳、透明塑料袋等物品。经鉴定，撬杠与“7·5”现场撬压痕迹形态、种类基本吻合，扁头附着物与现场铁门红油漆颜色一致。
8月31日，石河子专案领导小组周传强等人复查后确认，此处为“7·5”案犯停留点，现场物证为嫌疑人遗留重要物证。领导小组决定将纯净水瓶、火腿肠衣等送往北京检验，撬杠暂留新疆。
这根撬杠是新发现的关键物证。物证组在保护其细部特征的前提下，经机修工、锻工等分析，确认由汽锤打制，工艺较粗糙。专案领导小组要求物证组循此线索深挖，以撬杠为线索寻找打制人，江援朝遂带领侦察员从141团场出发，向周边团场逐单位展开调查。但随后几天，此线索没有获得重大进展。
此外，147团场侦查工作遭遇关键瓶颈，排查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困局直接导致案件侦办陷入“无头苍蝇”式的被动状态，是否调整重点侦查区域？是否需要扩大摸排范围？现有物证线索是否需要重新梳理？指挥部必须当机立断，要么在147团实施更彻底的“梳篦式”排查，要么重新评估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和藏身范围。这一决策将直接影响整个案件的侦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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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8月31日当天，阜康市公安局向自治区公安厅上报了一个看似无关的杀人案件：阜康市天池风景区大锅底发现一具无名男尸。
受害人是被五四式手枪打死的，而149团姜玉斌被抢劫的正是一支“五四”式手枪，“8·19”案小个子所持的也是“五四”式手枪。
9月1日上午，昌吉州公安局技术科人员按杨德禄指示，将现场弹壳送区厅十五处鉴定。结论显示，天池锅底坑弹壳为石河子“8·8”案被抢“五四”式手枪所发射，天池无名尸案定为“京、冀、新系列枪案”第10案。
嫌疑人的行踪又出现了！
根据现场推断，死者可能是两名嫌疑人中因内讧或分赃不均被持自动步枪的大个子杀害的。区厅十五处在鉴定出死者身高、血型等特征后，由杨德禄连夜签发协查通报，考虑到死者脸部基本特征及宽板牙、第五齿镶金牙等明显特征，警方决定用原始照片协查。
8月27日公安部并案会已过去6天，时间紧迫。这期间，石河子片区虽做了大量工作，最显著的成果是发现“7·5”案作案准备现场并找到作案撬杠，但其他线索进展缓慢。
缝鞋匠线索经反复深挖，刘兵、朱新志两位鞋匠始终未在其他场合再见过缝包人，看到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也未能认出是缝包人。单笑夏先后带刘兵查看147团户籍卡、两劳释放人员照片，均无所获；刘兵提及的粮站、油库相关人员也已找到，他们看到模拟画像后未认出相似人员，自身也无异常。
摩托车排查未发现有力线索；四太监狱排查列出的北京调犯名单电传至北京后，未形成侦查重点；新疆方面排查“多出来的北京人”，虽有一些线索但多似是而非，多数未做正面接触；147团排查“8·19”案发期间不在本地人员，未发现可疑情况。
石河子片区的排查陷入胶着，尤其是重点区域147团，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在所有已知线索中，唯有撬杠线索清晰且有深挖空间。
但是，专案组民警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要想抓获嫌疑人必须坚持立足147团，深挖撬杠线索，同时利用天池无名尸照片寻找尸源。这三点，绝不能动摇。
为查找撬杠来源，江援朝带领物证组自8月30日发现撬杠起，连续奋战5昼夜，找遍下野地、莫索湾所有有汽锤的地方。9月4日，江援朝到148团一家修造厂排查时，锻工王善华声称撬杠是自己所打，并说5月底有两个30多岁男青年前来，一个本地口音，一个外地口音，外地的一米八以上，本地的一米七左右。江援朝向上级汇报后，再次前往148团。门卫马永福回忆，5月有一高一矮两人来打撬棍，是他帮忙联系了王善华 。王善华随后说材料是马永福找的，对方付了加工费，两个人是骑摩托来的，而且不是148团的。
此次调查虽确认了撬杠打制相关情况，但多数信息警方早已掌握，仅仅将嫌疑人在石河子活动时间提前至5月，且再次明确大个子身高超一米八。线索查证无果，大家心情十分沉闷。单笑夏是乌鲁木齐市刑侦处一大队大队长，也是黄亚波手下的一员干将。他认为嫌疑人落脚点可能在146团附近，这里交通便利，与各案发地距离合适，但这只是猜想。龚兴亡也常对着草画的“白描地图”琢磨。尽管线索多、侦查范围缩小，嫌疑人却仍未现身。
不过在这看似平静的几天，极有价值的线索正不断涌现。刘晓辉说得没错，侦查部署正确，还需时间让线索汇聚，案件已渐趋成熟。
此时，各级党、政紧急动员，向石河子市监狱管理部门、武警通报案情。石河子市和各团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王汉儒要求，谁发生失误就追究谁的责任。
一时间，石河子地区几十万群众参加了查找天池无名尸的战斗，而在石河子大厦的研究会上，武警六支队支队长廉常保反映出一个情况：7月份，曾在石河子市新安监狱服刑的北京籍犯人白宝山和一矮个青年，找到一名复员的武警战士要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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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禄当即敏锐地察觉到这条线索的重要性——来自北京的罪犯、已释放却滞留新疆，完全符合“新疆多出来的北京人”的特征；7月索要子弹的时间，与系列枪案嫌疑人同期袭击“人影库”获取子弹的时间、目标高度吻合。而“打野猪”的说辞更显可疑，因为北京根本没有野猪，这显然是个借口。刘晓辉对此也深表认同。
但是，当专案组民警赶到白宝山当年所在的新安监狱走访调查时，却发现狱警和犯人口中白宝山的形象与警方模拟画像存在一定出入，同时，根据缝包人刘兵的描述，小个子才是北方口音，那么，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到底是不是白宝山？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进一步了解白宝山的情况，专案组民警立刻又找到了这个复原的武警战士刘保富，刘保富详细讲述了白宝山与另一男子吴子明找他要子弹的过程。随后，专案组民警再次驱车前往石河子监狱管理局，在这里，他们调取了白宝山的档案资料，只见资料上赫然写着：白宝山，身高1.80米，北京石景山人。
1997年9月5日上午，龚兴言等民警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这位老侦察员没有急于切入正题，几句贴心话让吴子兵放下了戒备心理，当被问起吴子明去向时，他坦言哥哥前些天离家，没说去处也没带衣物，语气里满是伤感。
见时机成熟，龚兴言拿出天山无名尸照片。吴子兵反复端详，遮上半看下半、遮下半看上半，眼泪渐渐涌出，身子一软坐了下去。“这人就是吴子明。”他哽咽着确认，“这耳朵、下颌、衣服……百分百是我哥。”龚兴言长舒一口气，尸源终于确认，案件突破关键一步。
随后在派出所的询问中，吴子兵提供了更多线索：吴子明是他堂兄，今年春天起就和一个叫“山子”的北京人来往。那北京人带了个操四川口音北京话的矮个女人谢宗芬，自称做羊毛、棉花生意却没实际行动，5月买了辆黑油箱带白道的嘉陵70摩托，6月在团部租房，钱花光后靠北京寄来的钱度日，汇款寄到吴子明父亲吴占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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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回忆，8月10号左右吴子明把摩托送回父亲家，让老人学着骑；最后见吴子明和北京人是8月23、24号，两人说要去天池玩一周。吴子兵还提到，哥哥曾透露和北京人一起干了些说不清的事，对方有枪，是从北京逃来的，吴子明甚至表示“若一个月不回，他可能就不在了”，并说家里蓝皮笔记本里有两人地址。
此外，吴子兵辨认“8·19”案件模拟画像时，觉得高个子像北京人白宝山，白宝山常穿黑衬衣、戴大框墨镜，吴子明出门也跟着戴墨镜。
线索逐渐清晰，案件轮廓愈发明确，一切矛头都开始指向白宝山。
在石河子刑警大队，杨德禄、刘晓辉等专案组领导听取了龚兴言的汇报，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白宝山、吴子明是重大嫌疑人，刘晓辉也从公安部角度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随后，杨德禄宣布将白宝山、吴子明线索定为“97系列枪案”1号线索，即“9·5专线”，并部署核心任务：
第一，尽快用确凿证据确认尸源为吴子明，证实“97系列枪案”是二人所为。组织力量走访知情人，技侦人员集中证据，完成指纹比对和物证鉴定。
第二，立即布控缉捕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要尽快获取二人近期照片，严密监控乌鲁木齐的公路、铁路、航班；同时向北京发出协查通报，若白宝山返回北京，由当地配合抓捕；并请公安部协调四川公安厅，协助缉捕可能返回四川的谢宗芬。
时间不等人，拖得越久对破案越不利。杨德禄副厅长立刻指示石河子刑警大队向北京市公安局通报了白宝山涉嫌“97系列枪案”犯罪的情况，为了保险起见，刘晓辉还专门给北京市专案组负责人傅政华打了电话，说明了细节。
一场收网行动就此开始。
1997年9月5日傍晚七点多，三名便衣侦查员在派出所户籍民警的掩护下，敲响了白宝山家的大门，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带白宝山回警局，为了打消白宝山的疑虑，侦查员找了个借口，说是带白宝山回派出所办理落户，白宝山自从刑满释放后，由于种种原因，户口一直没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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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狡猾的白宝山怎会就此束手就擒，他随即表示要换身衣服再去，转身往卧室走去，侦查员立刻跟了上去，从床上随手拿起一件衣服给他，正好此时，白宝山母亲也从外面进来，白宝山只能老老实实跟着侦查员走出了家门。然而，他这一走，再也没机会能回到这个家中。
9月6日凌晨，侦查人员直奔白宝山在京的两处住所，依法进行公开搜查。
在模式口的居所内，侦查人员在衣柜抽屉中展开细致排查时，一把“五四”式手枪赫然出现，枪身编号6538589清晰可辨，经核查，正是石河子被害民警姜玉斌遭抢劫的配枪。紧随其后，113万元人民币现金也被起获，这笔巨款与案件涉及的赃款线索高度吻合。
这一关键进展意义重大：核心物证与赃款的同时出现，不仅为“97系列枪案”的侦破提供了铁证，更让白宝山的任何辩解都失去了立足之地。至此，案件的关键证据链已形成闭环，距离彻底告破仅一步之遥。
当天下午，北京市专案组委托谢宗芬老家筠连县公安局将刚到家不过三天的谢宗芬抓获。
至此，“97系列枪案”犯罪嫌疑人（除了死去的吴子明）全部被抓，长达一年多的“京、冀、新系列枪案”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97年9月9日，时任国务委员罗干作出批示：在十五大召开前夕破获这起特大杀人抢劫恶性案件，消除了重大隐患，向所有参与破案的公安民警表示谢意。
同日，时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签署命令，对北京、新疆、河北、四川公安机关破获该特大持枪犯罪系列案件通令嘉奖，称此案的破获有力打击了刑事犯罪嚣张气焰，彰显了公安机关声威，是各地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攻坚克难的成果，为维护首都和新疆地区社会治安稳定、保障十五大顺利召开消除了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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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宝山、谢宗芬持枪抢劫杀人案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于1998年3月3日上午10时正式开庭。最终，白宝山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谢宗芬芬犯有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98年4月文商期货配资，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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