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创智投志愿军战俘回国人员的坎坷经历（3）战俘组织放火烧军品仓库

作者：贺明利创智投

红色战俘营是在1951年11月间，从“72”联队经过斗争分化出来的，又经过1952年“四八”甄别后从各个集中营冲出来的另建的71营和602战俘营。它是当时敌我斗争焦点的反映，也是“扣留”与'反扣留'斗争的一个阶段性结果。

1951年之前，志愿军被俘人员约千余人，大都被拘禁于釜山的各收容所里，大部分政治上很坚定、意志上很顽强的党员、干部，经过一段对同难者的观察和体会，已基本上看清了谁是自己的真正同志，谁是可以信赖的朋友，谁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特务、叛徒), 从而内定了自己尔后的行动方针和任务。

那些一度陷入“只要被俘一切皆完'的悲观消沉中的党员、干部，也陆续地清醒过来了，悟出了：只有跟敌人顽强斗争，才有出路，克服了各种思想顾虑，开展坚持民族气节反迫害争生存的斗争。于是，各个战俘队里便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爱国的群众组织，出现了一些有组织领导的对敌斗争活动。

1951年1月，釜山第3所孙振冠(二十军六十师营教导员)联络难友开展了一次'反饥饿、争温饱'斗争，绝食一天。

同年4月，志愿军战俘3000人，到6月上旬增至1.5万余人。投敌分子王顺清抢占了釜山第3所“中国战俘大队”大队长职务，对战俘开始实行恐怖统治。孙振冠秘密联络了王云山、董勤荣 (化名刘光，炮一师二十八团×营连长)刘黑亮等8人，组建成“回国小组'。尔后与朝鲜人民军被俘者拟定了“暴动计划',因叛徒谭兴东(二十六军六十师团宣传股长，叛徒)的告密而夭折。

6月上旬，中国战俘4000余人其中军官400余人，被由釜山移至巨济岛，编入第“72”集中营(亦称“72”联队)。孙振冠、张福庆 (六十四军一九○师五六八团二营长战斗英雄)等难友，通过合法斗争，取得了“军官大队”的正副大队长职务。接着，秘密地组建了该集中营第一个党支部。孙振冠为书记，张福庆、董勤荣、王云山为支委；刘思亮、金香荣、田贵顺等人，亦从此取得了正式党员身份。

孙振冠以支书身份，与拘留在同一营区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以期在斗争上互相配合。

6月上旬，釜山第6所的徐寿田(五三八团组织干事)组织了 “反美小组”、陶钧善(三十九军三四八团保卫干事)秘密组建了“党团小组',郭兆林(化名郭老汉，一八○师炮兵主任)组织了“中国人自治管理会”赶走了叛徒，建立起自己领导的组织。釜山第三收容所的王化英(一八○师作战科副科长)组织了“中国人爱国同乡会',积极地进行回国活动，坚持对敌斗争。

6月16日第二批我被俘人员3000余人被由釜山移入巨济岛之“72”集中营，这其中有赵佐端(六十军一八○师五三八团政委，化名王芳)。6月18日，经董勤荣沟通，孙振冠与赵佐端在“72”集中营的军官大队会了面，并分析了战俘营的形势，研究了斗争策略。他俩内定：主意由赵拿、孙利用“职权”与敌周旋，秘密开展工作。

6月19日下午，美当局突然以“企图暴动”的罪名，把赵佐端、孙振冠、董勤荣、王洪达、王云山、张福庆、鲍占林等7人，押往“肇事监狱'。从此原成立之支部瘫痪，军官大队的领导权落入败类魏世喜(我某部班长，是隐藏在我军的原国民党九十二军五十六师一六六团三营连长。在敌集中营与李大安齐名的刽子手)、王友敏(是隐藏在我军的原国民党排长，系国民党员，国民党63支部的副书记)的魔掌。该大队遂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赵、孙等被扣走后，以五三八团作战股长韩洛夫、指导员南阳珍等组建的中共地下小组仍继续进行活动。

7月初，被拘于釜山第10所的张泽石(一八○师五三八团见习宣传干事)在难友们的劝导下，担任了该所的“战俘大队长”。紧接着就同姜瑞溥、方向前、赵璧(一二○师三五八团侦察连战士化名曹友)等秘密组建了爱国小组。

同月，徐寿田(五三八团组织干事)同段天强、刘振荣在釜山第一收容所成立了“七一反美运动小组”,陶钧善在釜山6收容所成立了党团小组。

7 月上旬，“86”联队四大队又有以代玉书为首的“兄弟会”组织出现。他们的宗旨是：“扶危济困，不忘祖宗。同甘共苦，患难相助'。“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它的成立，是同抵制美方强迫战俘穿红囚衣的斗争密切关连在一起的，他们在斗争中发展了组织，壮大了声威，取得了反对穿红囚衣斗争的胜利。

7月中旬，巨济岛“72”营第4大队的黎子颖(十二军卫生部文化教员化名傅稚恒)、马有钧(一八○师五三八团宣传干事)、何平谷、张昌辉、唐乃耀(均系十二军排级干部)等秘密成立了“回国小组”。后又吸收了蔡平生、罗纲、谌志农、赵明等难友为组员。

就在这时，赵佐端由肇事犯监狱审查放回“72”军官队。他看到 4大队已全部被败类控制，痛心疾首。便在饭后归返时面对着大家高呼：

“五三八团的党员、干部都站出来同敌人斗，顶多也不过是死.…

因人们毫无思想准备，也有种种顾虑利创智投，只有南阳珍一人出来响应。

赵佐端与南阳珍亦因此遭敌毒打并扣押入狱。败类李大安毒打了赵佐端、杜资民(即杜岗，一八0师五三八团副参谋长)和刘光(即董勤荣),罪名是成立'回国小组'搞共产党活动。

7月下旬，金甫(张城垣的化名，一八○师宣教干事，师《战士生活报》的主编)在巨济岛“86”六大队以书记长为掩护，同韩子建、门培英、马兴旺、张金苏等进行了秘密的党组织的筹建活动。同时，被拘留在“86”联队的阳文华(一八○师电台报务员)、高孑(原名高秉培，十二军俘管队队长)、安保元、郭乃坚(五四○团文化教员)

他们利用会英语和日语的特长在人民军医生金光锐的支持下，打进 “86”联队部里，担任了副联队长、总翻译、书记长等职务，他们表面上以灰色的面目出现，暗地里却利用职务之便，安排一些共产党员和爱国战友赵恒、李开全、岳大宏、王刚当“大队长”,掌握了“86”相当重要的内部控制权，他们拒绝敌人在战俘营内“清党查干”,拒绝穿红色衣服，反对虐待战俘。

到1951年8月前后，拘有8000多名战俘的86集中营，仍处于混乱状态，以张城垣为首的党组织和阳文华为首的联队部，代玉书的兄弟会已建成回国统一战线，地下组织已经发展到能够主动出击的程度。

这可以从8月2日支部派遣一支力量轰走李大安的行动中看得清楚。经过是这样：

8月1日，美当局以调釜山审查为名，把任“86联队副联队长” 阳文华调走，接着把已封为“模范集中营”的“副联队长”李大安调来接任。显然是要把“86”也变成“72”第二的图谋。

这一险恶信息，地下党支部(支书是张城垣)得知后，经反复思考，团结一切爱国力量，选定痛打之法，使李认识“86”“马王爷”是三只眼，使其知难而退，以保住“86”领导权不落入敌手，不变成白色。

8月2日晚上，“痛打行动”开始了。主力是代玉书、曾德全、浑身是劲的李良俊和王刚所带的“兄弟会”等共30余人。按分工，有的入内动手，有的在外巡风。当入内一组一进门，正碰上李大安在猫腰洗脸，大个子曾德全不问三七二十一，像猫抓耗子一样，两只大手一搂，把李摔在地下，那拳脚便接二连三地加在李大安的身上……一边狠打一边训斥道：“你这个坏杂种，在'72'还作孽不够；

又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滚不滚，答应滚，放你一条活命，'接着说： '不滚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这时候的李大安比三孙子还三孙子，连叫大爷饶命，“滚、滚、我这就滚。”

曾德全他们并没有立即停手，这个打累了，那个打，一直打得李大安求饶也求不出，动也动不了时才徐徐离去。

次日，头上扎着绷带的李大安，在担架上唉声不断地被美军拉回了“72”。

事后证明：支部这一痛打李大安的决策是成功的。正因为有了这次痛打，才又阻止了“86”没有落入李大安之手，才多保留了不少骨干，才在尔后的“四八甄别”中冲出了两千多名坚持遣返的爱国分子。这数目几乎比“72”多一倍。

8月11日，在巨济岛“86”联队的张城垣、赵恒(一八○师参谋)、韩子建、李开全(五四○团连长)、时占魁(一七九师五三六团六连指导员)、张泽石将各个党小组和爱国小组支部建成了中共 “86”党支部。这个支部一组建，便议定对“兄弟会”的政策是团结、改造和提高。

实践证明，他们的决策也是正确的。

正因为政策正确，“兄弟会”在反美蒋特务败类的一系列斗争中，在反对升国民党旗和1952年升、护五星红旗的斗争中，都起到了先锋与骨干作用。尔后“四八甄别”中，“86”所以能冲出1100余人，同“86”党组织和兄弟会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9月初，王顺清从东京受训返回，便与军官大队长魏世喜、副队长王友敏勾结在一起，加紧威逼坚决回国的同志，写血书、自首、并在身上刺字。“72”遂陷于白色恐怖之中。

1951年9月，杜岗遭敌毒刑拷打，经过是这样：

因某一动摇分子向特务告密利创智投，说杜岗领导着一个回国组织打算暴动。

王顺清、魏世喜立逼杜岗交出所谓“暴动”名单，杜岗予以否认，他们恼羞成怒，便将杜岗双手反剪，吊于铁棚横梁上狠打。打中逼供，不供再打。杜岗均以“不知道”、是“诬蔑”来反击。这样拷打有一个多小时。在杜岗已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情况下，又狠击一棒，这一棒正打在嘴上，当时掉出门牙四颗，满口流血，昏死过去。

杜岗威武不屈的高风亮节，对军官大队以至整个战俘营的难友，是很大的鼓舞，对杜岗更加信赖，也更加佩服尊敬和热爱。

同年9月6日，釜山第二收容所的李喜尔(一八○师五四○团后勤处指导员，化名李炎汉)、韩子建(一八○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等20余党、团员组成了中共党团支部。

9月中旬。釜山第3所的王化英、曹友与被调到釜山审查的郭兆林、赵佐端等4人取得联系后，便决定在第1、3、4、6等所发展组织。不久几个所陆续出现了“爱国小组'“中国人爱国同乡会”'回国小组'及“中国人自治管理会'等爱国组织，为坚持回国，开展秘密活动。

9月24日，釜山第6所全体伤病难友，在郭兆林领导下为反对警备队当权者的御用打手进入而展开'罢工、退院'运动。

9月27日，釜山第3所的700余伤病难友，为'反饥饿、争温饱'开展抗议活动，绝食8小时。

9月下旬，“72”联队二大队之张达、丁先文、陆建勋、张光普等秘密组织了“青年团小组”,尔后又陆续发展了王荣生、任孝、林子连、谢治彬、朴文贵、王维宪、张志忠等20余人。力量壮大后，曾计划夺取该队的领导权。由于叛徒告密，张达、张光普、丁先文、王荣生等均惨遭毒打。

1 0 月 1 日是祖国国庆的日子。在釜山3、4、6收容所的赵佐端、郭兆林、王化英等有意在这天发动难友们开展“反虐待”抗议活动，绝食一天，来坚定难友们的斗争意志。

10月上旬，釜山第3所因'反饥饿、争温饱'与美管理当局发生对抗混打中，打伤美士兵2人，美方将3名所谓“凶手”投入宪兵监狱。

10月5日，“86”发生了一桩曹明在败类操纵演出活动中高唱革命歌曲，大长了难友的志气，大灭了败类威风的大新闻。经过是这样：

该曹明出场演唱时，败类指定他演唱反动歌，曹明口头答应，但唱出来的却是革命歌曲《王大妈要和平》。在场的败类暴跳如雷，立即毒打，尔后以“组织暴动”为罪名，将曹明拖往宪兵监狱扣押。

1951年10月10日，集中营里的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粉碎美蒋特务在“86”悬挂狗牙旗的阴谋取得了胜利，但拟计划同时夺权却失败了，遭受了重大损失。经过是这样：

10月9日，已经得知明天是国民党的所谓“双十国庆日”。美蒋特务机关早就计划要在这一天给“86”-—他们认为将要赤化的战俘营，也高挂狗牙旗，即青天白日旗，以表示“86”也已变天。狗牙旗已由披着神甫外衣的美特吴伯里偷偷地弄到联队部警备队的。

这是一个使党支部感到沉重的消息，支书张城垣心如火焚。

在支部的紧急会议上，经过讨论最后采纳了曹明的建议：“动员各大队力量，围攻警备队，烧掉狗牙旗'。同时不放弃发挥潜在警备队的小李的作用，千方百计地偷出狗牙旗予以焚毁的设想。

正吃晚饭的时候，小李终于把旗子偷到手，并将其烧毁。从毁掉狗牙旗，使敌人挂不成旗子，形不成气候的角度看是胜利了。但情况比这严重得多。

美当局得知旗子被烧掉，气急败坏，立即撕下“你们两派斗殴，不干我们美国人的事”的假面具。史密斯上尉带着坦克和步兵涌入营内，在蒋特的指认下，按着名单边打边抓。王绍琪当场被毒打致死，时占魁、张泽石、曹明、周灿行、钟骏骅等81人都被抓走拘留。后来又被押到宪兵司令部。

同时叛徒和败类们在美军的公开支持下，对共产党和爱国分子进行大搜捕!将这些人关押在各大队警备队，后将隐蔽在战俘医院的张城垣、代玉书以及在釜山的阳文华等先后逮捕，关进巨济岛美军宪兵24大队监狱，特务和败类们立即夺取了各大队的控制权。

从夺权的情况看，这预示“86”也将陷入特务的魔掌。不过也有另一收获，这就是检阅了力量，锻炼了意志。

10月上旬，杜岗在巨济岛“72”联队1大队，组建了'回国同志战斗总部'。在总部之下，又由门培英(五三八团宣教干事)、赵国玺 (五四○团文化教员)、王文昌、张风武、赵志道等人分别在各小队秘密建立了'回国小组'。至1952年2月2日已发展到15个，共 200余人。后来虽被叛徒出卖，杜岗、赵国玺、史振荣等领导骨干遭到残酷毒打而致残；但，凡参加过回国组织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坚定的；在尔后的“四八甄别”中，大部分冲出了火坑，汇到了红色战俘营。

10月23日，由釜山第2所拘至第1所的李喜尔、韩子建两人，会同朝鲜籍难友3人，拟从已挖好的地道潜出，投奔游击队。不幸，在出口不远处被美兵发现而抓捕。他们两人都遭到毒打，最后押送到宪兵监狱。

10月下旬，魏林(六十军一八○师五三九团副参谋长)、马兴旺(一八○师五三九团二营长，化名李彦)、张昌辉(十二军某部文化教员，化名张长惠)、梁宗正等一行19人，因被审查完毕，而由釜山送往巨济岛。途中住于61 集中营等待中转，魏林抓住这个管理松懈的机会，秘密地组建了61集中营第1个中共党支部，魏林为书记。并与同营的人民军被俘人员进行联欢，集体高唱革命歌曲。

被强行送进“72”后，经张昌辉的联系，黎子颖即同魏林接上关系。尔后黎子颖又联络了坚持回国的20余人，组建了'回国小组',逐渐地把该大队的反扣留斗争纳入地下轨道，步入了新阶段。

10月下旬，釜山第3、6所地下组织领导人郭兆林、王化英把徐寿田等30多名党团员，以伤病员转院的名义，派到11所。到此不久便与该所臧根旺(化名刘家坪)所组建的“五一 ”“七一 ”爱国小组结合起来，组建成党支部，刘家坪、徐寿田任正副书记，赵文荣为组委，潘积善为保卫，朱献南为宣委，主要骨干有段天强、王铁龙、张金苏、彭庭章、朱小华、尹连璧、秦廷错，还有女俘营的杨玉华。使11所坚持回国骨干力量得到明显的加强。

11月上旬，釜山各所在郭兆林的统一领导下，秘密发动一次“普打坏蛋”的群众活动。

1951 年12月16日，“72”集中营发生了张光普焚毁美军军需仓库，使分散于各集中营的星火燃成巨火。

被拘禁在“72”6大队的张光普(五三八团文化教员)因为拒绝刺字，拒绝签名，被警备队拖到队部毒打了两顿。他憋了一肚子气，觉得要想个什么法子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他脑子出现了“放火烧军品仓库'的闪念。

他把想法秘密地告诉了密友王荣生，得到了王的称赞与支持。两人商议了如何准备，如何引火 …… 曾想到用汽油作引火物。王荣生建议把汽油改为酒精，因为汽油燃点低，一烧恐怕躲不及，而暴露自己。很快王荣生又在医病时偷来了酒精盒。万事俱备，就待时机。

1951 年12月16日夜里，一道“到海边卸物资”的通知传来了。张光普内心窃喜，机会来了，而且天随人意，正刮着大海风呢!

搬运已到了半夜，人们疲乏极了，屁股一着地，就想躺倒；一躺倒就想合眼，一合眼就打鼾……张光普觉得，千载难逢的时机的确来到了!他确知人们都已睡熟，悄悄起来，出了大门，穿过货间走廊，一直走到堆放被服的货架跟前，钻到一个不透亮的夹道。

他沉着而又麻利地掏出酒精盒，取出小棉球，放入被服之间，擦着火柴，点燃酒精球。一股蓝色火苗熊熊燃起，火苗越蹿越高，范围越燃越大。当火苗越出棚台，正有西北海风袭来，于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长250米、宽35米、高10余米的仓库，约半小时便成了一片火海，炽烈的火焰便接二连三地发出尖厉和沉闷的响声。

这时，张光普已经返回到共同劳动的难友中间，“怎么仓库着了火?”同伙一起在观看，一起听火烧爆裂的声响、一起观看把半边海水都映红了的火势。张光普欣慰地笑了，因为他完成了一桩神圣的使命!为祖国办了一桩即使想办，但却很难实现的大任务。他心里轻松得很，因为他干得很干净、利落!真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呢!

美军发现仓库大火后，很快地开来几辆消防车，但火借风势，几条喷水管那点水才真是可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呢!忙到天亮，不但火势未灭，反而面积更大，消防队员只好望火兴叹了!大约一小时后，当局派了一名中校军官随带5名特工人员，来到现场侦破这起纵火案，大抓“纵火犯”。其间有几个失常者被押走了，张光普举止自如，面不改色地通过了目审关和测谎关。敌军官审问张光普时问道：“当着火的时候，电灯是亮着的，还是暗着的?”张回答说：他只看见大火，不知电灯是明是暗。

这场大火，共烧了两天两夜。大火震动了巨济岛上的美方当局，震动了巨济岛的所有居民。大火特别振奋了朝中战俘被压抑、被迫害、被虐待的爱国者精神，为他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恶气!

这场大火，如果专派部队去纵火的话，至少，得派遣一个加强连去奔袭并得支付相当的代价。然而，张光普却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个人就完成了，而且完成的这样干净利落，这不论从政治意义上、军事意义上、经济意义上，都是重大的胜利。在集中营斗争史上应该重重地记上一笔。

但是，在敌集中营那种情况下，张光普不敢说，一个知情者王荣生为了保护他，也不能说利创智投，地下组织也不便查。以致一直回到昌图，也没有说。在昌图政审中，只许说过，不许说功，也没机会说。这才真叫无名英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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